近日,根据梁晓声同名小说改编的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《人世间》开播以来,收获观众如潮好评。随着剧情的起伏,剧中周志刚这个投身西南“大三线”的建设工人及其深明大义的父亲形象,特别深入人心,网友对该角色的扮演者丁勇岱也赞不绝口,称他为“戏骨”。

三月初,在忙碌的拍戏间隙,丁勇岱接受了北京青年报记者的独家专访。他直言自己是运气好,遇到了好角色、好团队。

力求还原生活,什么多余的都不设计

北京青年报:最近《人世间》播放得很火,您有什么反馈?

丁勇岱:我确实收到不少反馈消息,有一个观众留言我印象很深。她说从春节到现在,每天一到点儿就陪着爸爸妈妈,一家人坐好,等着看《人世间》。我脑子里一下就出现那种画面了,因为我就有这种经历——和家人们坐在屋里一块儿看电视剧,看得高兴处一块儿乐,看到悲伤处一块儿叹息,这种团团圆圆的场景,多好、多温暖呀!其实这种人间的温暖,特别契合这个剧的温情——剧里的人也都喜欢和自己的爱人、老伴、孩子们一起相互帮扶着向前走,这真的挺幸福的。

对我来说,演员演戏,就是演给观众看的。拍一个作品,能产生这么大的共鸣,能这么热烈地接受这个角色,说明我们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。对演员来说,这也是最大的幸福。

北京青年报:您接到《人世间》这个戏是怎样的机缘?

丁勇岱:我当时刚拍完电视剧《跨过鸭绿江》,有一天李路导演给我打电话,说他准备上一个戏,是梁晓声的小说《人世间》,得了茅盾文学奖。我一听,梁晓声?太熟悉了!《雪城》《今夜有暴风雪》这些小说过去我都看过,印象很深。

几天后李路导演寄来了十集剧本,我一看编剧是王海鸰老师,知道她写的《中国式离婚》《牵手》等剧都很厉害。剧本一打开我就没放下,一晚上就看完了。可以说看剧本时,我有好几次痛哭流涕。

北京青年报:您进组之后有哪些感触比较深的地方?

丁勇岱:我演过工厂的戏,但这是我第一次演工人,我首先需要突破自己。而且周志刚这个角色是那个年代千千万万个中国工人形象的缩影,对我来说极具挑战性,也极具诱惑力。

我特别感谢《人世间》剧组,因为年代戏的难度在于特别需要氛围,这部戏里光字片的景是在长春一个体育馆里搭出来的,搭得非常真实,一进到那里,我就觉得特别接地气。我对剧中人的经历一点不陌生,戏里的故事从1969年开始,那时候我已经小学快毕业了,所以会不由自主想起点点滴滴的往事,我很多同学家住的就跟光字片的房子一样,屋里摆设都一模一样。

北京青年报:剧中的父母爱情特别打动观众,您的这种情感体会来自哪儿?

丁勇岱:来自我自己的父辈,我的父母也是这样的。演这个戏,我时常想起我父亲。我们家是比较传统的家庭,我父亲是工程师,母亲是老师,我跟着母亲长大,跟父亲聚少离多。小时候他一回来对我挺严厉,他一离开家去外地我还挺高兴。我原来不太理解父亲,这回演了周志刚,我能体会到父亲当时一定也是挺苦恼的,他们那代人可能都这样,为了国家的建设,常年抛家舍业。

拍这个戏时,我也经常想起白师傅,他是个八级架工。有段时间我父亲调到武汉工作,我跟着他去武汉,在那儿当了两年临时工,我当过瓦工,还当过电工。我现在还记得,在施工工地跟我一个宿舍住对床的老工人白师傅,那时他50多岁,我不到20岁。他在工地上是最有技术权威的工人,他的工资几乎跟工程师不相上下。他身上有的地方很像周志刚,比如他心肠挺好的,就是好话不会好好说,处长了其实是个挺不错的人。我记得有时候我早晨起来晚了,他永远都是把大门、窗户全部打开,自己出工去了,大冬天把我冻得够呛,他就是这么个脾气,跟你没商量。

在周志刚这个人物的表演上,我是力求更多地还原生活,更真实、更生动、更准确地把那段生活呈现给观众,什么多余的都不设计。

北京青年报:周志刚去世那场戏,弹幕里很多人哭了。

丁勇岱:周志刚去世那场戏,其实后面的对话是现场发挥的。本来爸爸躺在床上说完“你们都累了,都睡觉吧”这句话,这场戏就应该结束了。但是那天导演没喊停,雷佳音接着就问了一句:“爸,咱们家你最喜欢谁?”他一问,我就接着说:“你们三个都是好孩子,爸爸都喜欢。”他又说:“不行,你必须得说最喜欢哪个?”我又说了一句开玩笑的话:“等你哥哥姐姐都不在,爸爸就说你是最好的。”宋佳还补充了一句:“爸爸就是老狐狸。”最后我还说:“爸爸是老狐狸,你们三个都是小狐狸,你妈妈就是养狐狸的。”

当时拍这个戏几个月了,人物也有点儿附体,我们就随口而出了,没觉得怎么样,但是旁边监制的人都动容了,大家都流泪了。再加上导演很有经验,他也了解雷佳音、宋佳、辛柏青这些优秀的演员,所以也给演员留着空间,希望大家在戏上能延伸出更生动的东西。我也很感谢雷佳音在现场的这个提问,引出来这么一段戏,大家挺感动的,最后还保留了。

在处理这段戏的时候,我没有让周志刚过分地伤感,我演的时候也不想上气不接下气的,因为我觉得周志刚这个父亲就应该是这样的——他不想在临走时把痛苦留给孩子,而是强忍病痛,把欢乐留给孩子。

北京青年报:剧中周志刚、周秉昆父子吵架那场戏特别戳人,也有现实中的投射吗?

丁勇岱:我毕竟生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,我十几岁当临时工也曾困惑过,空虚过,迷茫过,尤其我还经历了母亲被关牛棚、父亲下放干校,我确实能体会这种苦难的东西。

不过我跟我父亲没有这么吵过。周志刚跟周秉昆能这么吵,是因为他们父子一度误解很深。其实周志刚是一个很疼爱孩子、很热爱这个家的父亲,后来他的转变也很大。周志刚这个角色演下来,我最大感觉是很累心,非常累。

把自己当观众,在脑子里过电影

北京青年报:做演员是您最初的理想吗?您是如何走上演艺之路的?

丁勇岱:我的表演启蒙是在中学时期。当时学校管文艺宣传队的老师排舞蹈,缺个男孩就把我找去了。那次是我第一次跳新疆舞,打着手鼓,特别快乐。结果好多人说跳新疆舞那个孩子挺活泼的,演出之后我就参加了文艺队。后来内蒙古歌剧团拍歌剧《海岛女民兵》缺一个小孩,就把我借过去演出,那是我第一次走上专业化的舞台。

演完我就继续回学校上课,高中毕业时赶上上山下乡,我们家就我留城了。十六七岁开始走向社会,家里给我找了个筛沙子的工作。我记得筛一筐沙子挣一毛五,一天筛三筐。当时最高兴的事,是星期六上完班能去洗个澡、把衣服洗一洗。那时候为了我长身体,我妹妹把我爸从南方带来的腊肠、梅菜、大米蒸好,放饭盒里,叫我带着吃,家里边都吃玉米面这样的粗粮。

毕竟中学有过一段舞台经历,我心里对表演还是有些憧憬。而且我妈妈喜欢看电影,从小我常跟着妈妈看电影、看演出,家里一直订《大众电影》杂志,这些对我影响也挺大的。看电影时我总是遐想,我要是能生活在电影里多好,我记得当时看《流浪者》特别感动,觉得拉兹就好像是自己一样。

有一次碰到当年一块儿演歌剧的一位剧团老师,得知我在当工人,他说:“现在内蒙古艺术学校在招生,这是‘文革’后的第一批戏剧班,你不去试试吗?”我说我已经当工人了。他说:“你还是应该去考一考,我觉得你应该当演员。”他这样一鼓励,我妈妈的老同事伊德尔老师就把我推荐给招生的高彬老师,高彬老师让他的爱人给我辅导了一个星期,意思是看看我到底是不是这块料。后来,我考上了内蒙古艺术学校。

记得离开工厂的时候去跟白师傅告别,他说:“去演戏了?”我说:“对呀,去学这个了。”他说:“行啊,演戏也挺好,那就不用受罪了。”完了他又说:“男孩子干这个也没啥意思。”

其实我考上艺校,我爸爸也不太接受,跟我隔阂了有一两年,后来才转变了。我妈妈比较开明,她就说:“他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吧。”

1983年我毕业分配去了内蒙古话剧团,在那儿演了很多舞台剧。直到2000年离开内蒙古。

北京青年报:在话剧团是怎么接触到影视剧的?

丁勇岱:当时空政的话剧导演王贵在内蒙古拍《天地人》,我参演了这个话剧,演出后反响很大,我也跟导演组都认识了,他们说:“你应该多拍拍电影电视,有时间到北京找我们,我们给你引荐一下。”我记得八十年代后期,有一次我去北京,青年艺术剧院的边导说电视剧《泰山挑夫》正在选演员,我那时候每天练肌肉,他就说让人家看看我。我去了之后当场就定了我演男二号。于是我就跟着这个戏到了山东,我记得到的那天都半夜了,把我们都叫来开会,说现在有个想法,定我演男一号,跟原来的男一号互换。我说这不合适,但导演组和原来的男一号王超都说:“你演更合适。”这样一调整,我就演了我的第一个影视剧男一号。

演完我就回内蒙古了。过了不久我收到一个电报,上面写着:“我是导演姚金兰,刚看完你演的《泰山挑夫》的剪片,我们现在想找男一号,觉得你比较合适,晚上请到邮局给我打个长途电话。”就这样我又上了第二个戏。

北京青年报:您的从影之路听起来顺风顺水的。

丁勇岱:除了刚到剧团的时候不太顺,因为那时候很多剧组去内蒙古选演员,每次看到我都说挺好,但最后总说“就是岁数小了点”。所以在剧团的时候我特别希望自己变得老一点。现在倒好,想小小不了,人生真是挺有意思的。

我后来演电视剧都还比较顺,像1993年我拍王文杰导演的《天路》是男一号,我第一次演老头。后来郑小龙导演发现了我,拍了《驼道》也是男一号。然后张新建导演又找我演《兵谣》等等,基本都是男一号。

北京青年报:一直以来支持您创作各种人物角色的动力是什么?

丁勇岱:自己喜欢,自己热爱。实事求是说,我也问自己,除了演戏还干啥?别的咱也不会,做买卖又不喜欢。再一个我也赶上比较好的时候,2000年就碰到《末路》演了白宝山那样一个杀人犯,而且这种拍摄方法比较纪实、能跟原型一起演的戏,不是很容易就能碰到的。这部戏下来以后,自己也来了很高的兴致,觉得挺过瘾的,起码有点成就感了。

北京青年报:据说拍完那个戏,有一次警察看见您下意识地摸枪,是真事吗?

丁勇岱:这个事真实经历是这样的:当时我们五六个人一块去康定拍电影《高原如梦》,进北京站上火车,从我们身边过去一个警察,他见着我以后,手就摸了一下枪,把我和黄海波吓了一跳。我愣了一下,还挺友好地跟他笑了笑,他就走了。后来上了火车半天不开车,我就躺在卧铺上看报纸,接着就看警察一队一队地从过道走过去。不一会儿,来了一堆警察一下把我们这儿给围住了,一个老警察把我的报纸拿起来,看了我半天说:“你是演白宝山的吧?”我说:“对,我演过。”他“哎呦”一声说:“我明白了。”我这时再一看,旁边那个小警察就是刚才遇见的那个警察。其他人都愣了,不明白怎么回事。那个老警察说:“简直胡闹,通知马上开车!”接着就把我们几个人全接到餐车上去。原来刚才那个小警察向老警察报告说:“刚才在站台遇见了一个绝对犯过大案的人,看见他上车了。”这才出现了开车前那一幕。那个小警察一再向我们表示抱歉,他说他看过《末路》,在他脑子里白宝山就是个犯罪分子。

北京青年报:前不久电影电视剧《跨过鸭绿江》里您饰演的彭德怀广受好评,又是怎么接到这个戏的?

丁勇岱:其实接到《跨过鸭绿江》那部戏挺意外的。我当时在四川拍戏,接到中央台工作人员的电话让我发两张照片,说正在准备筹拍抗美援朝的戏。我觉得肯定没戏就随便拍了两张发过去。过了挺长时间,那个戏都快杀青了,突然有一天接到电话:“确定了,你演彭德怀,现在全组就定了你一个演员。”我就这样走马上任了,跟彭老总赴朝作战一样,有点儿临危受命的意思。

但我确实一点儿不像彭德怀,他太有特点了。比如他嘴唇厚,大家都很熟悉。后来我就去找口腔科医生,给他看彭德怀的老照片,他研究半天,最后决定给我加上牙片,加了牙片,我的嘴就噘出来了。后来经八一电影制片厂著名化妆造型师张邦宠老师一造型,更帮我解决了大问题。

北京青年报:您演的彭德怀被认为是“形不似而神最似”,塑造人物时有什么秘诀吗?

丁勇岱:秘诀就是我经常把自己当成观众,自己在脑子里过电影,看看这么演行不行,是不是观众想要的。我演的时候,就是把彭德怀当成一个普通人,我觉得他再是大元帅,也得吃饭、睡觉;他再刚强,也有最柔软的地方。比如毛岸英牺牲那场戏,他的哭,很无助、很无奈。

到了这个年龄,观众的认可更重要

北京青年报:近两年您演了不少出彩的角色,今后还有什么艺术期望,比如获奖,比如接戏?

丁勇岱:实际上每一个角色演完,都有满意,都有遗憾。影视表演不像舞台剧,今天这场没演好,明天上台把这地方重新处理一下。所以就要全力以赴。

至于获奖,年轻时候想过,现在没想过。我觉得到了这个年龄,观众的认可更重要。

这两年能演彭德怀、能演付长明、能演周志刚,我觉得自己运气很好。得感谢每一个导演以及制作方对我的信任,他们就是我的伯乐。我希望以后尽量能接到高品质的戏。

北京青年报:您平时喜欢什么样的生活方式?

丁勇岱:我平时没事就喜欢在家待着。也爱看看电影,没什么特定的方向,仅仅是欣赏。接到剧本再看电影,就带有借鉴性地看,看看能否从中得到一些启发。比如为了拍《人世间》我看了《美国往事》《铁道员》《海峡》,我觉得周志刚身上似乎有那么点高仓健的东西。演彭德怀之前,我看了《巴顿将军》《至暗时刻》等等,从不同视角学习那段历史。

北京青年报:您觉得如何修炼演员的素养,对年轻人会有哪些期许?

丁勇岱:做演员需要比较强的综合素养,书本、生活,都重要。一个是要多看书,多看同行的影片、话剧;另一个要尽可能地多去接触生活中这样那样的人,更多地体验生活。比如我过去当过工人,突然有一天演《人世间》,那个记忆就起到了作用。而且我觉得,演员什么都会点儿才好,艺多不压身,我就挺羡慕现在的年轻演员能唱又能跳,都能有用武之地。

跟年轻人在一起拍戏,我觉得除了是共同的创作过程,也是学习他们新观念的过程。每一次拍戏,不管对手戏是谁,多多少少我都会有所获益。我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和将来的孩子,不管你自己怎么奋斗,一定要有团队意识,要有朋友。因为有亲人在身边,有朋友在帮你,你就能克服很多困难,不管是分享快乐,还是分担苦难,你都不是孤独的。

文/本报记者 李喆 供图/丁勇岱

来源: 北京青年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