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末天启年间，在贵州重庆一带，曾经发生过一起地方土司对明朝的叛乱，史称奢安之乱，又称安酋之乱，影响深远，那么这个奢安之乱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



古代的少数民族的地区，一直都是由中央任命，属于自治状态，自元朝改唐“羁縻州”制度为土司制度，土司又称土官。用来稳定边陲，到了明朝，朝廷试图以恩威并济、少数民族互相制衡的方法来稳定西南局势，但大大小小的土司叛乱经常发生，西南动荡终明一朝始终无法平定。


在奢安之乱前，已有四川播州土司杨应龙造反未成，被朝廷大军剿灭的前例。播州之役也被视作“万历三大征”之一。时间再往前推，万历初年四川都掌蛮僭越作乱，嘉靖年间有湖贵地区苗人起事，甚至从洪武年间平定西南以来，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就始终有战乱发生。因此明朝西南地区的动荡程度并不亚于北方边境，经常存在大规模社会冲突，有时害尤甚之，说“五年一小反，十年一大反”并不夸张。



在明朝，总督这一官职的产生与西南地区不断爆发的民族冲突息息相关。据有关学者统计，整个明朝276年间，贵州发生战乱的年份多达145年。当地土司时常扰乱贵州周边地区，虏杀朝廷官兵，导致整个明代朝廷对西南土司的用兵次数达到百次，平均下来每三年就会用兵一次，频率之高也是罕见。贵州的独特地理环境，使该地区的民族矛盾格外激烈，且一旦有变往往祸及周边数省。


明朝中期以来，地方上原有的三司制逐渐显现出弊端——过于分权导致办事效率低下。这对朝廷来说，增大了处置难度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急需一员大将统合全省乃至数省之力平定叛乱，稳定局势，因此朝廷专设督抚统兵安民，弥补这个缺陷。


川湖贵总督的设置正是明朝总督之设的开端，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。川湖贵总督，节制范围有时还会包括云南、广西两省，朝廷一般省称其为“贵州总督”，本文继续沿袭这样的说法。正统年间，明朝西南麓川土司叛乱，朝廷先后三次发兵征讨，前后动员了数十万大军，史称“三征麓川”。清朝人龙文彬所著的《明会要》云：“正统六年正月，征麓川，以兵部尚书王骥总督军务。此设总督之始。”同时，王骥建议新设贵州巡抚，该巡抚主要是监察性质，主巡察各卫所官员，但由于贵州民族冲突严重，该巡抚也往往督理当地军务，有权调集卫所官兵平叛。嘉靖三十四年（1555年），兵部定诸臣职守时，明确规定总督主征集官兵、指授方略；巡抚主督理军政、措置粮饷。



王骥任总督率兵平叛之时，统率南直隶（南京）及云、湖、川、贵等省军队。他的继任者侯琎也总督川、湖军队。此总督与后来定设不革的两广总督等不同，两广总督在明后期逐渐从差遣性质转变为实质性的地方流官，而西南总督仍然偏向临时差遣性质。该总督辖区范围极广，到朱燮元任职总督平叛时，辖区涵盖四川、湖广、云南、贵州、广西五省，并兼理粮饷。


总之，自明太祖将贵州收入版图后，朝廷在贵州的统治并不稳定。很明显，这是土司制度的弊端所致。土司制虽然比羁縻制进步了些，但本质上还是和流官制相差太多；朝廷所能管的，往往只有当地土司酋长一人而已，至于土司以下，则鞭长莫及。这些土司在其领地内，俨然成了土皇帝。他们奴役着广大农奴，而农奴的生命及财产安全又得不到任何保障，经常受到土司的严重剥削和压迫，且无法反抗。由于天高皇帝远，土司草菅人命也逐渐成为这些地区的常态，如安万钟任贵州宣慰使时，骄纵不法，喝醉后就以射人为戏。又比如，播州杨氏家族自唐朝乾符三年（876年）始祖太原人杨端攻陷播州并在播州立足以来，到万历征播后改为流官，其家族传承了725年，历29世！


在朝廷强盛的时候，这些土司或许还不敢轻举妄动，一旦朝廷威信下降，这群土皇帝岂能坐得住？所以明中期以后，随着朝廷日益腐朽，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减弱，土司叛乱之势愈演愈烈，规模也越来越大。



比如前文提到的杨应龙之乱。隆庆五年（1571年），原播州宣慰使杨烈去世，其子杨应龙承袭播州宣慰使。起初杨应龙看上去很是顺从朝廷，不敢有违，屡次发兵响应朝廷征调。万历十四年（1586年），杨应龙所进贡的大木质量不错，朝廷特赐其飞鱼服。但杨应龙生性残虐嗜杀、阴狠狡诈，其播州宣慰司所辖五司七姓的百姓不堪其扰，联合起来到贵州举报杨氏的不法事迹。之所以不向四川举报，是因为杨应龙在四川上下多有打点，实在投诉无门。播州位于川贵两省交界处，贵州百姓深受其扰。而杨应龙家族内部也不和谐，当时他的小妾田氏诬陷其正妻张氏在外有人，不明真相的杨应龙将张氏和张氏之母杀死，结果惹怒了张氏族人，张氏之舅亦向朝廷举报杨应龙谋反。



万历十八年（1590年），贵州巡抚叶梦熊上疏弹劾杨应龙不法之事，巡按御史陈效也历数杨应龙24项大罪要求严惩。只是当时四川正调用播州土兵防御松潘，时任四川巡按的李化龙认为应该暂缓调查杨应龙一事，让他戴罪立功，而贵州省则认为四川省这样做是故意包庇杨应龙。


万历十九年（1591年），叶梦熊建议将播州宣慰司改土归流，并请发兵征剿，但是明神宗并不认可这种做法。同时，杨应龙也表示只愿去四川接受朝廷质询而不愿去贵州。对簿公堂后，杨应龙坐法当斩，但他请求用2万两黄金赎罪。御史张鹤鸣本想驳回该请求，但当时明军正在抗倭援朝，杨应龙提出愿出5000土兵前往支援，所以朝廷准奏并予以释放。结果杨氏援朝大军出发时，正逢交战双方展开谈判，于是出兵自赎一事便不了了之。此时杨应龙公然抗命违旨，拒绝四川巡抚王继光所要求的第二次提审，于是朝廷决定对杨应龙正式用兵。万历二十一年（1593年），四川巡抚王继光至重庆，与总兵刘承嗣等分兵三路围剿杨应龙。明军抵达娄山关时，杨应龙一边派人约降，一边派人设下埋伏，结果明军大败，前来协同围剿的贵州明军也遭败绩。杨应龙经此一役，表明了武装反抗明朝统治的态度。不过此时明朝气数未尽，杨应龙以播州一地而抗天下，其败亡也只是时间问题。



很快，王继光被罢免巡抚一职，继任巡抚谭希忠和贵州镇抚商议后，对其是剿是抚也举棋不定。因为此时的明朝深陷抗倭援朝的战争中，根本无力同时进行两场大规模战争。杨应龙也再次派手下到京城花钱打点，并上疏对自己的行为做出辩解。


万历二十二年（1594年），朝廷任命邢玠为总督。同年，朝廷派人招抚杨应龙，兵部尚书石星写手札给贵州宣慰使安疆臣，让其作为中间人前往播州和杨应龙谈判。非常有意思的是，先前对杨应龙心怀不满的下层土司见状，生怕杨应龙得到朝廷赦免于己不利，纷纷阻挠杨应龙接受这次审讯，总督所下文书也为其所拦；而杨应龙心虚，也不敢亲自前往綦江受讯，反而希望朝廷官员屈尊到他所管之地。同时他这次表现得极其恭顺，自缚于路旁，泣请死罪，愿意逮捕罪犯并判罚金钱。


朝廷这次审讯完后，认定杨应龙先前所犯罪状当斩，命他缴纳4万两黄金作采购木材之用，顺便革去官职，让其子杨朝栋承袭播州宣慰使，次子杨可栋羁押在綦江县作为人质。朝廷考虑到杨应龙过去有功，特在松坎设同知虚位以待，同时任命王士琦为川东兵备副使监视杨应龙。


然而在万历二十四年（1596年），杨可栋突然死于重庆，情况再度急转直下。杨应龙请求归还其子尸体和棺椁，但重庆方面推脱不给。他先前所需缴纳的4万两黄金尚未缴完，朝廷又催促甚急，杨应龙大怒道：“如果我儿复活，我就把钱给你们。”为报复朝廷，杨应龙大肆在播州周边劫掠一番，派人占据险要关口，同时招抚骁勇善战的苗兵为己所用。到这时，杨应龙和朝廷之间已经不再有回旋的余地。


万历二十七年（1599年），朝廷以李化龙总督川、湖、贵军务，兼理粮饷，巡抚四川。当时杨应龙已攻占綦江，重庆危在旦夕。李化龙挂帅出征后，并没有立即出击，而是施缓兵之计，假装向杨应龙示好，说是朝廷有豁免其罪之意。杨应龙信以为真，撤军返回播州。趁此机会，明军开始逐渐集中优势兵力。万历二十八年（1600年）二月，李化龙于重庆集结兵力，正式发布讨杨檄文，誓师出征。


李化龙兵分八路围攻杨应龙，意欲进行战略决战，其中四川四路，贵州三路，湖广一路。苗兵虽然骁勇善战，但此时已是笼中困兽，更兼李化龙兵力占优，到四月下旬，播州军已是全线溃败，退至杨应龙最后一个据点——海龙囤。明军包围海龙囤后，由于该地易守难攻、地势险要，竟然一时未能攻下。杨应龙虽做困兽之斗，但仍然不忘诈降、诈死，希冀侥幸击败明军，但均被明军识破。六月初六，明军小股部队偷袭成功，攻入海龙囤。杨应龙携妻妾纵火自焚而死，播州之役宣告平定。



明朝平定播州后，改土归流，分播州宣慰司为两府，属四川的为遵义府，属贵州的为平越府。关于善后事宜，时李化龙父丧丁忧，所以任王象乾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，总督川、湖、贵军务。王象乾其人，是明朝后期著名的文臣将领，此前他任宣府巡抚前后7年，而边境无事。


早先杨应龙叛乱时，水西安氏持观望态度，并没有立即出兵随明军平叛。杨氏和安氏不但接壤而且还联姻，杨氏起兵之初，大家都觉得安氏可能会相助杨氏，一旦发生那样的情况，莫说杨应龙之乱不能平定，贵州省城亦不能保，但现在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。对此，朝廷经过商讨研究认为，若再不拉拢安氏，只怕安氏真的会为杨应龙所用。所以朝廷表示，只要安氏帮忙出兵进攻播州杨氏，就答应归还其从前被播州杨氏侵占的水西600里土地。此前播州和水西关于领地有过纷争，所以朝廷以此为饵换取水西倒向朝廷一方。但事后，关于如何划分土地却又起波澜。



兵部覆奏李化龙播州善后事宜时，认为播州地界左连水西，右通永宁，地形犬牙交错，“夷性犬羊，互相雄长，侵克无常”，因此播州改土归流设府县治理后，原属于永宁、水西之地应还给奢、安两家。


朝廷虽然想尽早解决划地纷争，但是底下川贵地方官态度却很暧昧，四川巡按御史和贵州巡按御史纷纷推辞此事。朝廷也知此事处置艰难，一旦处理不当，又会造成当地土司叛乱之局，于是令督臣王象乾会同贵州巡抚秉公处置。


在所有与播州土司有领地争执的土司中，水西安家最受重视。当时大学士沈一贯也曾上疏，认为西南地区必须由一位有威望的大臣前往，并据理折中，奉法定制处置。然而水西要求割地一事遭到四川方面和西南总督王象乾的强烈反对，王象乾要求将遵义府的水烟、地坪、天旺等地划归四川。御史李时华则上疏朝廷为水西正名，且认为水西平叛有功，不宜夺地，否则容易引发矛盾，招致叛乱。朝廷权衡再三，采纳了李时华的意见。经播州之役后，水西安家的实力着实扩充了不少。万历四十一年（1613年），贵州宣慰使安尧臣已然胆敢驱兵进入云南沾益州劫掠。至于日后天启年间奢安之乱的起因，官方说法是永宁宣抚使奢崇明狡诈奸宄，久蓄异志，有不臣之心；其子奢寅则有逆志，心地狭窄，招纳了不少亡命之徒。而贵州宣慰同知安邦彦作为安位的叔父、贵州宣慰司的实际掌权人，也被官方记载为“桀黠”。


但是细刨史料却也不难发现，奢安之乱的发生没那么简单。


根据土司承袭制度，前任土司的子弟、族属、妻女、女婿和外甥都权承袭土司一职，通常遵照当地习俗产生。当然最普遍的还是父死子继，但妻妾继承土司之位的也不少见，如著名女将秦良玉在其丈夫马千乘去世后，就承袭了石砫宣抚司宣抚使一职。不过袭封者5岁以上才能勘定立案，年满15岁才有资格袭职，不满年龄者则和流官共同管事。当然，土司承袭必须最终经过朝廷认可才算作数。首先，应袭者需报当地抚按进行初步审核，且要有同族担保人。等到衙门查验结束后，再由该省布政司衙门上奏朝廷，最后由朝廷定夺。洪武末年规定，宣慰、宣抚、安抚长官等武职土司因领有土兵，所以由兵部武选司考核；府州县等文职土司则由吏部验封司考核。如果有通过战争这种非正常手段夺取土司之位的，朝廷不予认可。嘉靖年间，云南部分土司之间彼此兴兵攻伐不断，为此朝廷下旨：如果有借仇杀上位土司的，一经发现立即停袭。朝廷还规定，土司承袭时，无论新任土司距离京师多远，都得赴京受职，并接受印信、号纸。


关于四川永宁宣抚司，翻看《明史》可知，奢崇明的伯父奢效忠死后，奢效忠的正妻世统无子，妾室世续却有一子奢崇周可继承土司之位。但是正妻表示不服，想夺取官印，于是和妾室互相残杀。



结果奢氏内乱时，总兵官郭成、参将马呈文为了利益，驱兵深入奢家祖居之地落红（地名）劫掠奢家产业，世续也跟在明军后面。按《明史》的说法，“奢氏九世所积，搜掠一空”。奢效忠之弟奢沙卜则发兵抵挡，打败了明军，同时也向水西借兵。而世统则拒绝交出奢沙卜，还杀了明军3个把总，又聚集苗兵万人意图反攻。事后，郭成、马呈文被巡按弹劾，夺俸三月，并戴罪抚戢。


最后，按照巡按宋仕的建议，永宁宣抚司印等到奢崇周成年再给他，至于两位妇人则分管各自的土地人民，均给予官帽衣带。


世续所生的奢崇周继承土司之位没多久就死了，世续膝下再无子嗣。永宁宣抚司又一次陷入了继承人的纷争中，朝廷对此颇为忧虑，最后议定由奢家亲支奢崇明继承。奢崇明之父早死，他由伯母世统抚养了13年，和伯母的关系自然非同一般。


这期间的万历二十五年（1597年）正月，四川都司张神武和参将周敦吉再次驱兵进入永宁宣抚司，以向世续追讨永宁宣抚使官印为名，再次大肆掳掠，奸淫妇女。这次忠于世续的阎宗传再度起兵反抗，攻打周围的永宁卫和赤水卫，并摧毁了普市所和摩尼所。朝廷经过调查，认为是张、周二人“矫命兴师，虏掠黔刘，贪纵淫暴，因激变”。虽然事闻于上，但朝廷仍没有对祸首张、周二人严肃处理。


至于贵州水西彝族土司安家，也有讲头。贵州宣慰司实力强大，所以朝廷在处理其相关事宜时，向来比较慎重，历来是恩赏有加。霭翠归附后，明太祖特令其居各宣慰使之上。霭翠去世后，其妻奢香夫人袭任土司，当时都督马晔想消灭这群土司，改土归流，于是找了个借口鞭挞奢香夫人，想逼她挑起战事。这个时候，水东宋氏家族的宋蒙古歹之妻出面制止，并到南京向朱元璋告御状。朱元璋听后令奢香夫人觐见，奢香夫人如实告知马晔阴谋，并表示愿为大明世代守卫疆土。明太祖大悦，对其大加封赏，并召回马晔严厉惩罚了他。从《明太祖实录》中可知，贵州宣慰司经常进贡马匹给朝廷，虽然数量并不是特别多，但是在朱元璋眼里简直是个模范土司。奢香夫人之子安的承袭土司后，照例进贡战马，朱元璋直夸他忠诚恭敬。



起初，朝廷规定贵州宣慰使需在贵阳城内办公，非有公事不得擅回水西，但明中期以后朝廷对其警惕有所下降，便允了宣慰使回水西办公的请求。不过另一方面，出于对水西实力的顾忌，朝廷也在水西周边广置卫所，实土卫达二十余个。永宁卫、乌撒卫、赤水卫、毕节卫位于水西彝族百姓聚居区的西北方向，普安卫、普定卫、平坝卫、威清卫、安南卫、安庄卫就在水西以南，贵州卫、贵州前卫、新添卫、龙里卫等则在水西东南。朝廷后又在水西所管水外六目之地设敷勇卫和镇西卫，从而形成了一个针对贵州宣慰司的大包围圈。


贵州都司所属的卫所屯堡和土司营寨不但犬牙交错，而且还人为地割裂了不同地区的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，使得川、贵、湖三省同族土司互不统属。永宁宣抚司虽属四川代管，但位于永宁宣抚司境内的永宁卫隶属于贵州都司，隶属于湖广都司的五开卫却位于贵州黎平府境内。不过由于管理组织不同，事权不一，也平白增加了处理少数民族矛盾的难度。


同时，朝廷不断迁徙汉人移民贵州以扩充当地汉人比例，并大规模推行屯田制。明朝前期，贵州军屯尚能自足；但到了卫所制衰败后，便状况百出了。弘治年间，已有很多屯田被豪强吞并。到万历年间，贵州卫所屯田更是有直接被公然侵占改为私庄的例子。


说到这里，就不得不提一位日后于崇祯年间在颍州殉国的前任兵部尚书张鹤鸣。张鹤鸣在巡抚贵州期间，手腕凌厉，做事果断，屡次发动军事行动镇压当地起事。贵州宣慰使安尧臣去世后，其子安位年幼，张鹤鸣看到此景，立即上疏朝廷，打算趁安氏少主年幼不成气候之际，彻底收拾水西安家，顺便改土归流。贵州巡按御史杨鹤也上疏朝廷，建议趁安氏“仰我鼻息”之刻将其收拾。但是朝廷并没有允许张鹤鸣这一行为。


天启元年十一月，巡按御史史永安上疏朝廷速令安位承袭宣慰使，并请革土司袭谢陋规。这里的“陋规”是指向袭职者索取黄金一事。安位袭职时，贵州分守兵备副使邵应祯就向他索要常例两三千金。据记载，奢崇明就任宣抚使后，也遇到了永宁监生陆登瀛勒索谢礼，并遭参将周敦吉斥骂这样的不快事件。日后在云南发动叛乱的土司普名声，在新巡抚王伉上任时，也被其索贿。著名女将秦良玉的丈夫石砫宣抚使马千乘，亦是因为内监索贿不成，趁机构陷而下狱瘐死。


正因为此，安尧臣去世后，其子安位才畏惧朝廷命官勒索，迟迟未承袭宣慰使一职，而由其母奢社辉暂领。奢社辉正是奢崇明之妹，而前永宁宣抚使奢效忠之妻又是曾经的贵州宣慰使安万铨之女。尽管有此密切联系，可在一开始水西安家和永宁奢家也有矛盾存在：奢崇明之子奢寅为人凶悍，曾经和奢社辉争夺土地。正因为此，当奢崇明率先起兵反叛的时候，朝廷庙堂还希冀水西安家能够为朝廷尽忠，万万没想到两土司均反，互为策应，棋失一着。播州之役后，尽管朝廷完成了剿灭杨氏的目标，但水西安氏也收回了先前的土地，实力大大增长，比以前更难控制。万历四十一年，水西安尧臣驱兵进入云南境内劫掠沾益；万历四十六年，四川巡抚又奏报水西安氏违旨进入永宁地界。安氏和朝廷之间的矛盾日趋白热化。


在张鹤鸣巡抚贵州期间，还发生了一桩事。当时赤水卫明军和当地百姓争夺土地，而张鹤鸣在给朝廷的奏疏中直指奢家父子“抢占土地”的行为是违命抗旨、公然叛逆，要求改土归流。


此时奢崇明的官位还是永宁宣抚使。永宁宣抚司虽属四川代管，然而宣抚使仍然是朝廷的正三品大员，张鹤鸣如此做反而容易激化矛盾。永宁、水西等地正好位于川贵交界之处，当地土司互有通婚，关系错综复杂。事实上，该地区的少数民族时常发动起义反抗明朝统治。有鉴于此，张鹤鸣一心想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，因此故意把事情闹腾大，直接给对方扣上了“抗旨”“谋逆”的大帽子。



朝廷对上层土司一向加以笼络，而对土司领内的下层百姓却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，任凭土司酋长鱼肉乡里，所以土司起兵时也能一呼百应，通过欺诈得到底下群众的支持。日后在贵阳围城战中幸存下来的贵州提学佥事刘锡玄在《围城日录》（收录于《黔牍偶存》）中说：“官兵渔肉黔人，既极残酷。有过苗仲寨者，苗仲具鸡黍，称主人甚谨，临行，辄破算器，加楚折焉。……流官之朘削土司，真可痛恨。然土司之孱弱忠顺者尤被困。……纵衙隶朘土司者十人而九，弱怒色，强怒言久矣。”后来张我续带兵平叛时，其所带亲兵三千余人在城内各家住宿，每日酷索奸淫。再加上奢崇明家族和明朝的种种矛盾，奢崇明起兵时，一些深受官府欺压的底层人民也随之起事。


天启二年二月初七，水西军已至贵阳城下。不过守城方经过李枟、史永安的军务准备后，事事周整，人心渐安；但全城原有标兵、镇戍兵、卫所兵，加上临时招募的兵丁也不过七千余人。正月末，李枟紧急传令张彦芳和黄运清回师援黔。


贵阳城初建于元朝至正年间，起初不过是个土城，直到洪武十五年（1382年）才大肆修葺了一番。整个贵阳城周围9里7分，城高2丈2尺，共分5个城门：东武胜门，南朝京门，西圣泉门，北柔远门，次南德化门。《读史方舆纪要》中说贵阳“府当四达之郊，控百蛮之会”。在当地，贵阳就好比人之胸腹，贵阳东西诸府卫犹如人之两臂，战略位置之重要自是不必多说。


《围城日录》对贵阳围城战有着非常详尽的描述，是关于这场战事的第一手资料，它将整个围城战事分为七局：二月初七至四月初六为第一局，四月初七至五月初六为第二局，五月初七至七月十二日为第三局，七月十三日至八月十八日为第四局，八月十九日至十月二十三日为第五局，十月二十四日至十一月十日为第六局，十一月十一日至十二月初七为第七局。


当时布政司、按察司两衙人员恰巧皆进京述职，武将张彦芳、黄运清分守铜仁、遵义。经过城内以李枟为首的两院三司商议，他们决定由剩下的军政要员分守5门：北门由巡抚李枟负责，其余4门分别由提学佥事刘锡玄、参议邵应祯、都司刘嘉言、前任副总兵刘岳把守。史永安则居守望楼，组织街市士兵，防止内变。此外在北门柔远门外另部署有3000镇筸兵。所谓“镇筸兵”，乃是湖南湘西一带的兵种，“镇筸”就是现在的湘西凤凰城。这支军队向来以骁勇善战著称，抗倭名将俞大猷就曾任职湖广镇筸参将署指挥佥事。镇筸兵在清末镇压太平天国时，仍以凶悍能战扬名天下。


初七辰时（早上7—9点），安邦彦军队兵临贵阳城下，巳时（上午9—11点）立马、设置栅栏营寨于城外诸山。安邦彦包围贵阳城后，首先进攻的正好是李枟所守的北门。北门虽然建在高坡之上，下面又有护城河作为屏障，地势上易守难攻，但安邦彦久居贵阳，熟知贵阳城内情形，知道北门年久失修，因而认定该处为贵阳的薄弱环节。可是他并不知道李枟已有所准备，早派人修葺北门，并在城外部署了一支强有力的外来援军——镇筸兵。在二月初七的首战中，镇筸兵奋勇死战，安军虽然人数占优，却也只斗了个旗鼓相当，这么一来城头观战者士气顿时大增。


傍晚时分，安军放弃进攻北门，转战东门。贵阳五门中独东门地势偏低，刘锡玄对此也有准备，在东门月城之上设置了百余名弓箭手。水西军攻东门之时，万箭齐发，最终水西军惧而撤退。二月初七这日首战告捷，意义不可谓不大。根据刘锡玄的说法，此战后全城士绅百姓才有了活下去的希望，再无死心，也是贵阳能够支撑三百余日却始终固若金汤的精神保障。


不过就在此时却出了个大乱子。部署在北门外的镇筸兵虽然骁勇，面对安邦彦的10万大军却也心怯。作为城内将士依靠的镇筸兵，竟在此时要求进城。两院三司集议良久，还是决定开门放其进城，但三千镇筸兵军心已乱，曳戈而走的达两千五百人，仅剩四百五十余人入城并被刘锡玄调到东门守备。而后城内复招一千五百余名民兵，以补逃兵之缺，这时尚有五千余人阖门而守。



为了恐吓城内守军，入夜后安邦彦令士兵在城外各山头每人手持两支火炬，并将每支火炬的两头点燃，以营造出有40万大军的气势。站在城头远眺，只见火光点点，连绵不绝，炽然可怖。但此后安军几乎夜夜如此，守军也就见怪不怪。


围城第二天，安军改攻西门。贵阳西门城外有一石坡，其中有一巨石被草木掩盖。水西军占此为据点，向城内发射矢石。城内守军无以为御，顿时军心惶惶。巡按御史史永安急来西门坐镇，安抚军心，并用火铳杀敌，暂时逼退安军。待到初九安军再来，西门已经造起了雉楼，比那石坡更高，这次又是明军占据制高点位置。


明军在西门造起了雉楼，安军则在北门造起了另一种攻城器械——厢楼。厢楼可以算作攻城塔，由水西军在城外发冢，取杉坚厚者，四面复布而制，当中可以埋伏数十人，底部装有辘轳，由数十人推着前进。至于守城方的破敌之策，乃是趁夜缒两名矫健的士兵出城，持火药、油草等物从下烧之。待到厢楼中人察觉，火焰炽燃，已经不可扑灭。


南门外的安军使用了不同的攻城方法。他们编竹为笼数以万计，笼子中盛满土石，以之垒起，打算建成高台居高临下攻城。守城方的一个军门旗牌官李良才急请监军拆除城内永祥寺钟楼，将其改建于城门之上，再次抢夺制高点。安军所垒土笼本来已高丈余，见状气势顿减，被迫放弃置笼，城内趁机出兵大肆掩杀一番，并焚毁土笼。不可避免地，水西军再次失败。


安军在造高达3丈的攻城楼俯瞰全城时，还使用了妇人、鸡犬以及厌胜之术。守城方的反制措施则是烹煮猪肉夹杂米饭投出城外，远看就像投喂鸡犬似的，同时张开虎豹皮于城楼上袚除不祥。



总之，安邦彦军队屡战屡败，始终不能攻入贵阳，还屡次遭到城内明军打劫粮食，不免大怒，于是沿山安营扎寨，四处设下伏兵拦截道路，断绝贵阳周边交通。同时，叛军杀百姓、烧村寨、置木栅、垒户墙、断粮道，以致鸟雀不能飞渡；又先后攻破周边的广州、普定、威清、普安、安南诸卫，贵阳以西数千里地全部沦陷。安邦彦试图让贵阳城在外无援军、内无粮草的情况下不攻自破。


守城方在奋力抵御的同时，亦对城内百姓进行了多方动员。在早些时候，贵阳军政衙门就发出告示，晓谕周边百姓及时输送粮食入城，如有缺人挑运的情况，即刻报数赴道，给予执照，借济兵需，以便差人搬运。城内百姓也在群情激愤的情况下，杀了一批城内奸细。学官和诸生也积极参与到守城事宜中去，以学道为监军，脱下布衣改穿戎装参与守城。又有五六百人分成数组，负责五更稽查并督导士兵备战。贵阳士绅则纷纷出钱，作为赏金奖赏给有功将士。总之，大家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守城方同时密谕城外儒生见机行事，擒凶杀敌报效国家。


另外，守城方也没坐以待毙，而是在守城之余，多次主动出击。例如三月十五日凌晨，贵阳守军发兵牛路口，截盗安军粮草，至午时方回。同时有一支军队在刘锡玄的带领下，出其不意地大开北门，掠北郊宅溪而还。这日明军所擒斩的敌军之多，几乎可筑成“京观”。



尽管如此，在安邦彦10万大军的重重包围下，守城方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。刘锡玄在二月二十日给贵州总兵张彦芳和都司黄运清的信件中称：“自从初七围城贼折败，伎俩已穷。探知彼中，颇亦悔惧。但援兵不至，城中御贼有余，扫贼未能也。”


二三月份，是整个贵阳被围期间战事最为激烈的时候，但由于守城方措施得当，叛军的攻势被一一顶回去了。此后虽然战事趋于缓和，可另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出现了——缺粮。《围城日录》所记述的核心就是贵阳缺粮所造成的局面以及地方军政的举措。由于缺粮且孤立无援，城内矛盾开始凸显出来，战局逐渐倾向攻城的安邦彦方。


四月初七凌晨，在贵阳被层层包围的情况下，贵州总兵张彦芳和都司黄运清突然率新龙兵2万余人，在几乎没有受到任何阻挠的情况下到达贵阳城外，并急夺南门而入。在全城双手加额大庆的同时，刘锡玄却觉得这支援军来得实在奇怪。此前张、黄二人的军队在回师援黔的过程中，首先在新添战胜了一场；随后安军以此为饵诱其进入龙里，大败张、黄二人所部。



刘锡玄怀疑这支援军不受敌军阻击，亦不见一敌兵，是安邦彦故意放其进入贵阳城的。先前两将和叛军在新添、龙里之间相持四十余日，而突破至贵阳的道路又危险狭窄，如果不是叛军故意放水让其顺利回援，这两支军队焉能轻易到达贵阳？想来想去，刘锡玄只能得出一个结论，不是明军太无能，而是叛军太狡猾：故意纵新龙兵入城，想让这支2万余人的生力军消耗城内粮食。反正贵阳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了，人越多，粮食消耗得越快，到最后怎么也得开门投降。这时有人就跟刘锡玄说了，前一日（初六）就有敌军在东门外大喊：“我让尔新龙兵来！”很明显，初六时安军就已经明确告知了自己的计策，但对于守城方来说即使提前知道，也还是无可奈何。



不得不说安邦彦的计策还是很成功的，但是他没料到这个世界上还存在张巡、许远一样的将士。


张、黄二人所部入城后，所消耗的粮食之多可想而知。刘锡玄自言，这时心中的恐慌已不亚于叛军二月初七刚刚包围贵阳的时候。张、黄所部虽云2万人，但登记在册的却只有14000人，而实际情况却是连8000人都不到。既然自称有14000人，那么一天便要吃掉140石米，这使城内的粮食供给变得急剧紧张起来。


张彦芳进城后“建牙府第，顾盼自如”，而黄运清则“疺则拥诸姬”，什么围城，全都抛在了脑后。有人夜叩两将营房，希望二人率兵出城扎营，得到的回答是营房还没准备好；问他们啥时候准备营房，答要先整备排栅；问啥时候准备排栅，答要先取浮粮；问啥时候向哪个敌营、民寨取浮粮，答要先战胜敌军，让敌军胆寒才可。总之，二将决议当缩头乌龟了。


所以城内的问题是这帮军士只吃饭不出力，故意避战。


四月十八日，驻守西门的两三千人在监军的逼迫下不得已出城迎敌，冲入敌营杀贼多人，有长驱直入之势。由于张、黄二人奋勇杀敌的景象实在少见，刘锡玄感动得亲自写感谢信祝贺他俩。此后，张彦芳总算搬出了府第驻扎北楼，黄运清则驻扎次南门。


四月二十二日这天又出事了。两台、总镇、监军、都司等人集议战事，黄运清手写兵符十余纸分给各将，令某将于当日一鼓出南门，某将于二鼓、三鼓、四鼓出北门，齐候黎明，然后一起攻打小壁堡取浮粮。刘锡玄惊骇地偷偷对李枟、史永安大骂黄运清是书生郎不知兵，从来没有这么张扬明白的将令，岂不让敌人有所准备？


其后城头鼓声大作，刘锡玄急忙派人问南、北门出兵到何处，却全无人员回报。刘锡玄急问黄运清何故，收到的答复是手下的部卒一天只吃一升米，太饿了，出不了城，现在鼓噪着回宿民宅了。稍有常识的人都能看出这只是避战的借口，愤恨的刘锡玄在《围城日录》中针对此事自行注解道：这时因为一升米吃不饱就鼓噪，后来只有半升米甚至一合米的时候却也没有鼓噪，说白了就是“将贪兵骄”。之后因为缺粮，这帮兵痞甚至直接把百姓砍翻了放到集市上卖人肉，把刘锡玄气得直骂：“黔人半死于贼，而全死于恶将耳！”



进入五月后，两将怠战情况更为严重。刘锡玄无一日不向李枟、史永安二人控诉此事，而李、史二人也日日催促二将出战。都司黄运清的意思是先要让他们吃饱，才可迎敌。不过，张、黄二将虽然怠战，但和敌军交战时却也有胜场。


这时的安邦彦把贵阳视作掌中之物，并不强攻，只打算坐困贵阳。安军沿山排列营栅，分隔内外，每隔十余天就攻打贵阳一次，然后退兵而去。五月二十日，叛军齐攻北、西、次南三门。六月初五，叛军再攻北、东、西、次南四门。对贵阳守军来说，彻底击溃敌军虽不可能，但守城也能勉强应付。


彼时安邦彦因交战不利退守宅溪，李枟、史永安当下决定派兵分控新添、威清二卫。经过集议，这支军队打算夜间行军。然而乘夜行军时，虽无敌军埋伏，分为前后两队的明军却疑神疑鬼，后队以为前队是敌军埋伏，前队误以为后队是敌军追兵，惊惧不已。结果黑夜中两队互相踩踏，死伤逃散者不少，本来九千余人的军队事后仅剩三千五百余人。对贵阳来说，虽然减员不少，但每日可省55石粮食。不过，对抚台、按台来说，到底减员多少仍然是笔糊涂账，当他俩向黄运清索要花名册核对在籍兵士时，后者说什么也不肯交出。



总的说来，自从两将进驻贵阳以来，形势不但没有好转，反而更加严重。这群士兵不但要吃粮，还索要饷银。而帑库早已告罄，哪来的饷银？李、史只得告急于乡绅士民。虽有好义者相助，但局势并没有得到缓解。张、黄二人的援军、临时所募的新兵及巡抚下面的标正亲兵，按照每日每兵消耗1升米粮计算，也只能坚持到六月。事实上，五月间就已经出现了士兵抢米事件。刘锡玄巡查西门时，正好撞见抢米的两名士兵，他当即大怒将其斩首。


六月初二，巡抚李枟颁布“银米兼支”的“限食令”：每兵给粮1仓升，定价1分5厘；日给米5合，兼银7厘5毫。“银米兼支”虽然中止了此前每兵每日1升粮米的“特供”，至少可使官禀撑到七月间，但终究只是“节流”之法，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如果朝廷始终没有援军到来“开源”，总有一日大家都得饿死。


此时的官府还发动乡绅捐献“事例米”，“每输米一石准银三两”，并根据所捐份额给予增生、廪生、贡生、选贡等不同名号。最后的结果是得米市斗六百余石，合约仓斗一千石，又能延缓贵阳困局一月左右。


五月二十九日和六月十一日，守城方两次出城杀敌，甚至还杀死了敌方一个小头目。李枟也强令帐下亲兵前去小壁堡夺粮，并表示如果空手而回就判死刑。虽然是抢回了一些粮食，不过杯水车薪，无济于事。


贵阳被围告急之初，正逢辽东重镇广宁失守，举朝惶惶，置之不问。后朝廷得报孤城尚存，这才急令新任巡抚王三善前去救援。贵阳坚守4个月，除去张彦芳、黄运清所部，并非无援军前来。当时赴援的新任四川总兵杨愈懋、推官郭象仪与敌军战于江门白杵营，结果阵亡。此时的川湖云贵总督张我续和新任贵州巡抚王三善却一直拥兵不进，就算李枟、史永安等人的奏疏像雪片似的飞往京师，朝廷也下旨斥责两位督抚，屡次催发，他们依然不发一兵。王三善虽然在其奏疏中自言“臣当在道一闻黔报，恨不飞渡贵阳”，但他却并没有立即率军前往贵阳的意思，而是先驻沅州。对此，王三善给出了他自己的解释：沅州处于贵州、湖广交界处，“便于期会为饷计”。次驻镇远，则是因为新募湖广兵士要进入贵州，需要核实后归入行伍，待粮米运至，便可直接进发，一举荡平。其实从后来的平叛之举来看，王三善并非畏战的庸人，相反是能征善战之将，只是苦于大军未能集结，贸然出击易被各个击破，这才一再拖延。


另外，在当时这种情况下，向朝廷索要粮饷是极为重要的事。明末财政困难众所周知，军卒因无粮饷哗变已成司空见惯之事，奢崇明起兵也有部分该因素在内，王三善将此事看得极为重要也在情理之中。不过王三善在给朝廷的索要粮饷的奏疏中说，因钱粮征解未必能如期而至，所以要求邻近省份就近接济粮饷银米。后来，他又请加总兵张彦芳平蛮将军印，专敕统领土汉官兵；加原任都司徐时逢为副总兵，协力进剿，朝廷尽皆许之。在朝廷催促王三善进兵的同时，邹元标又推荐侯恂（《桃花扇》男主人公侯方域之父）取代史永安为贵州巡按御史。


这时王三善已至平越，仅陈兵万余，而且副总兵徐时逢、参将范钟仁互不服气。范钟仁抢先进兵，结果在甕城河遭遇了叛军。范钟仁作战不利，徐时逢则作壁上观不肯相救，以致范军大败，部将马一龙、白自强等阵亡。此役后，各处声援均绝，贵阳的处境也愈加不利。


贵阳围城


七月十二日，贵阳城内官禀原有存粮消耗殆尽，于是从十三日起，开始食用先前从乡绅处筹集的“事例米”。到了八月二十三日，“事例米”也吃完了。为了稳定城内军心、民心，贵州军政出台了一系列政策，比如禁止城外兵将入城买米，收养遗孤子女，令两院卖粥救饥等。此外，“受害人叫唤地方，地方不速救护同杀官兵者，力斩”。


此时贵阳守军处于“惟瞪目以望援兵”的境地。七月十七日四更，叛军贿赂城内奸细，升长梯于东门神机楼北；内应则从文庙登城拆去城堞，引叛军登城杀死戍卒。危难之际，正遇史永安巡防至此，他急呼守军杀贼，贵阳全城才得以保全。


七月二十五日，贵阳军政再次召集城内乡绅士民于大兴寺合议，商讨八月二十三日之后的兵粮筹集之法。不过由于多次输纳兵粮，民间亦疲，因此这次召集乡绅士民输纳粮食的行为，较之前几次有着更明显的强制色彩。官方这次实行的“派米”之法，即逼各家各户报出所有存粮数量，如果有怀私妄报者，则要受猡鬼万刀。全城接受检举后，共五百余家有余粮，可得米市斗六百石，合仓斗约一千石；然后官方给出印票，规定每家出米多少，养兵几名。如果输米入仓，则票留给本户，官兵不许复过其门；如果自言无米，即家中确实无米的，也要忍心发下酷令，取原票给兵，任饿兵立索。当时贵阳除战死、逃跑、遣入屯寨的，尚有守军6000余人。其中“派米”之法可养3000名士兵，“银米兼支”法也可养3000名士兵。从七月到十月，尽管战况不如二三月间激烈，但叛军得悉城内明军兵少粮绝，且援兵遥遥无期，于是又施攻心之法。安军走近城下，虚张声势，甚至用酒水食物引诱城内守军。城头戍卒缒城而下、跳而越者，杀之不尽。负责诛杀这群逃兵的士卒回顾城中惨烈景象，也不免哭泣着放下手中屠刀。


水西军一面攻城，一面提出议和。安邦彦表示只要献城投降，就允许巡抚李枟、巡按御史史永安二人安全离开贵州省境。然而贵阳军政官员在李枟、史永安、刘锡玄三人带领下不为所动，决议死守到底，但城内出现的叛逃和密谋献城现象还是越来越多。饶子勋、郑大贵二人阴谋献城，被李枟所察，后会合总兵张彦芳斩之于北楼旗台下；又有数人夙怀异心而被刘锡玄所杀。而驻于城外军营的官兵则争欲撤营入城，完全不听两台号令。后由于饿困益急，两台不得不听其撤营入城。


贵阳围城


十月，全城终于彻底断粮。十三日清理县衙仓库时，又得余粮市斗100石，可合仓斗109石。抚台李枟因北门将士两月来屡次击退敌军之功，允其士兵每天可食2合米。虽靠着县仓余粮延续至十一月，但面对安邦彦围而不战的策略，官方只得默许百姓私下出城和叛军交涉。十月二十四日和二十八日，民间乡绅两次出城交涉的结果都不如人意，每次都受对方言语谩骂而还。这样的结果也打消了城内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士兵的念头，只能抱着和城共存亡的态度继续战斗下去。应该庆幸交涉最后没有进行下去，因为安邦彦此前攻破毕节时，屠戮全城；攻陷乌撒时，“城陷，城楼、卫署、学宫、祠庙，附郭军屯，咸为效良所焚”。


不过，城内局势已经逐渐失控，再也不是两台所能左右。当时，官仓粮食告罄，米1升值20金。无粮可食的人们开始吃糠谷、草木、皮革，但这些东西数量有限，要不了多久也会消耗一空。城内百姓出逃现象越来越严重，而被刘锡玄骂作“贪恶大将军”的黄运清则趁机大发战争财：要出城的话，每人都得缴纳一两黄金，这还只是四五月间的买路费；后来围城愈急，所需的买路费也越来越多，到此时则抢劫其全部所有。火焰在城内四处蔓延，但由于里舍十室九空，根本没人救火，只能任它燃烧。于是，贵阳城内无一处不烟尘四起，无一夜不火光冲天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李枟担心家人受辱，于是烧掉自己的全部书籍冠服，事先告诫家人，如果情况紧急就自尽，并留下刀环等物。


十一月十一日到十二月初七，围城最后一段时间，贵阳全城幸存人员已经奄奄一息。刘锡玄所募儒生，此时幸存的也不过数人而已，而且饿得不能出门；胥吏日给米2合，也只有3人能勉强登城守卫。此时，贵阳地方政府完全脱控，城内各衙门也形同虚设，无人看守，真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。


贵阳围城


十二月初一，王三善与诸将商议道：“失守城池，按法是死罪；前去救援，也会死于敌人之手。同样是死，为何不死于敌人手里呢？”王三善终于决定发兵，他分三路向叛军发起进攻：何天麟督兵7000人从清水江进发，为右部；都清道佥事杨世赏督兵1万人，从都匀进发，为左部；王三善亲自率2万人，与贵州右参议向日升、副总兵刘超以及参将杨明楷、方志敏、孙元谟、王建中等人从中路进发，正对叛军前锋。


王三善军到达新添后，全都衔枚疾走，初二抵达母猪洞，初三抵达新安。这天夜里，传言有叛军来袭，营中惊扰，甚至有人商议退兵。王三善说：“退却就会变成齑粉，必须以死抵挡叛军进攻！”于是他按兵不动，督军备战，结果最后并没有敌军来袭。


初四，以刘超为前部的先锋抵达龙头营，正遇敌军，随即有官兵退却，刘超下马立斩二逃兵。安邦彦军队一首领阿成在此役中被官兵所杀，于是敌军望风披靡。当时王三善率军尾随刘超相距不到2里，听到火铳声后将士战栗，又欲停止行进。王三善这时再次坚持前进：“前驱当贼，必无退者，吾当为后劲。”于是策马当先进发，未走1里刘超捷报传至，于是大呼齐进，收复龙里。拿下龙里后，诸将又畏缩不前，觉得龙里距离贵阳不远，此去途中安邦彦必有重兵把守，应稍事修整。王三善力排众议，再一次表现了他非凡的气魄：“我军猝然来到，叛贼全无防备，不能把时间拖久。赶紧冲击叛贼，切勿错失良机。”初六，王三善策马当先，率领大军继续朝贵阳进发。


王三善驰援贵阳期间，从来不看邸报，说：“我正忙着平定叛贼，哪有工夫看这些？更何况朝中或战或守意见纷纭，看它徒扰人心。”他在朝廷或剿或抚的争论声中，坚持只有“剿”才可以平定乱局，“振国威而扬武略”，确实可贵。


安邦彦一方早有探子看到此景，知道新任督抚率大军进剿，以为有数十万人之多，互相惊骇。安邦彦这时欺骗手下人道：“吾当增兵来助！”于是退驻龙洞。明军连夺高寨、七里冲，乘胜进兵毕节铺；孙元谟、杨明楷二将连败安军，叛军重要头目安邦俊死于此役，同时还生俘安邦彦之弟阿伦。


叛军听闻王三善向贵阳进军之后，攻城再度变得激烈起来，日夜攻打，甚至搭起长梯欲攀梯而上。在李枟的振臂呼喊下，士卒虽然饿困，但都强撑着砍杀敌军。


十二月初七辰时，已经病饿得不成人形的刘锡玄，忽闻城外喊声雷震，又以为叛军正要攻城，强令一奴仆忍饿登城查看。不一时回报说叛军人仰马翻，奔溃如蚁，朝廷大军终于抵达贵阳城下，王师不可胜数；龙洞、油关一路，明军所杀叛军，几与山齐。王三善先以5骑到贵阳城下传呼“新抚至矣”，随后5门齐开，新抚王三善则单刀匹马出场，军民大悦，举城庆祝重生。


贵阳围城


贵阳之围的最终胜利还是属于大明的。这种围城战在战争史上难得一见，历时之久、祸害之惨，让人嗟叹。《明熹宗实录》直言此事“睢阳未足比烈也”。战后的贵阳城满目疮痍，百姓流离失所，房舍毁坏严重。而且根据《明史·贵阳土司传》和刘锡玄《围城日录》的说法，城中原有住户十万、军民男妇共四十余万人，围城三百余日后，幸存者仅余两百人，较之《李枟传》中所说的幸存者还要少。


经此一役，贵州境内丧失了大量劳动力，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，土地荒芜，战后重建工作对朝廷来说又是一大考验。奢安之乱平定后，朝廷对叛乱地区的治理仍是老一套：大土司适当削弱，甚至改土归流；小土司则以招抚为主，加以笼络。天启三年，川地平定后，永宁宣抚司并入叙州府，完成改土归流。崇祯三年，贵州宣慰司改为水西宣慰司，虽未彻底改为流官治理，但革去安位宣慰使一职，并夺取水外六目之地。同时，朝廷沿河筑城36所，设防守卫。崇祯四年，朝廷没收水东洪边12马头土地置开州，改为流官治理。从善后措施也能看出，朝廷对土司的改土归流多以武力征剿为手段，然后施行。


明朝天启年间，统治集团同时面临多个危机：内有财政崩溃、党争不断，外有后金兴兵辽东，兼之土司作乱西南，社会矛盾空前激烈。除此之外，天启七年在陕西澄城县爆发了以王二为首的农民起义，揭开了晚明农民大起义的序幕。此时的朝廷处于三线作战的不利境地，但“重辽轻黔”的错误方针，使西南方面的局势越来越恶劣，最终酿成长达十余年的奢安之乱。



这次动乱牵制了四川、湖广、贵州、云南、广西诸省的大规模军事力量，严重削弱了朝廷在北方防御后金的军事能力，不仅给川黔地区的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，也对其他地区影响深远。以云南为例，有不少土司直接参与了奢崇明、安邦彦的反叛活动，也有部分受朝廷征调加入平叛大军。川、滇、黔三省交界处土司蜂拥随奢、安二人反叛，以致云南一片混乱：东川土司禄千钟兵犯寻甸、嵩明；武定张世臣攻陷他颇、补知二堡；沾益土司设科先掠曲靖，后攻陆凉，震动昆明。这些土司一齐随奢崇明、安邦彦造反的缘由，是因为这些彝族土司之间的关系很是亲密。比如说，乌撒土司安效良和水西安氏是肺腑之亲，而东川土司向来仰乌撒土司鼻息，至于寻甸土司则和东川土司世为秦晋之好，沾益土司设科又是安邦彦之妹。因此，永宁、水西、乌撒、寻甸、沾益、东川等土司虽分属四川、云南、贵州，然则俱为一体，其实是一家人。正是这些彝族土司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，互通声息，使得川、黔、滇三省一时间全遇战事。


是时，贵州方面屡次传书云南请求派兵增援。然而，云南自顾不暇，如何分兵去救？时任云南巡抚的闵洪学上疏朝廷，请求也为云南考虑下。当然，不救也不行，虽然黔事比滇事形势更为严峻。云南可调用军队以土兵为主，其中以阿迷州土知州普名声和安南长官司沙源为土兵翘楚。因此，调往贵州的滇兵多为土兵，且几分云南一半军事实力。之后，普名声因忠顺有功，朝廷特加其土守备职衔，增赐银币，仍给本品服色衣一袭。


明朝中后期，由于官兵松弛散漫，不堪一战，而土兵则相对来说更为骁勇，因此大规模招募土兵参与作战的情况一直存在，以之戍边御虏、平蛮镇寇乃寻常之事。明末辽东战乱频发时，四川的石砫和酉阳二宣抚司均派出土兵积极为国效力，战斗表现优异，朝廷都看在眼里。当秦良玉之弟秦邦屏战死辽东后，朝廷特赐其都督佥事，并子孙世袭。不过，由于积极响应朝廷征调，这些土司进一步扩充了军备，吸收了不少降俘，开始形成拥兵自重、尾大不掉的问题。之前正德年间，刘六、刘七起义时，朝廷所调土兵一路劫掠，人民不堪其扰。而后嘉靖年间，东南倭乱时，朝廷就积极征调阳麻兵、瓦氏狼兵前往御倭，结果贻害东南甚惨。朝廷为了鼓励这些土司积极参与到战事中去，常常将战役胜利后的战利品赏赐给他们，这也无疑增长了土司和土兵的贪欲。在平定奢安之乱的过程中，云南土司沙源、龙在田、普名声、吾必奎效力颇多。这些云南土司在奢安之乱中积极为朝廷平叛，获得了朝廷的信任，以此不断扩张自己的实力。他们的小心思，被当时的贵州总督傅宗龙瞧在眼里：“普名声将来不可保证，就现在看来，他幸灾乐祸的心思确实是有的，只是不敢率先发难而已。”由此观之，让少数民族互相制衡的办法虽有可取之处，却也不怎么高明。


崇祯年间，云南阿迷州爆发了以普名声为首的土司叛乱。顺治二年（1645年）八月，元谋土知县吾必奎叛乱。同年十二月，安南长官司沙定洲叛乱。此外，还有一些小土司随着这几个大土司而反。这次云南土司叛乱不但前后起因有所联系，而且沙定洲和普名声之间也有亲戚关系，通过联姻实现了两家变为一家的势力合流，因此并称沙普之乱也无不可。因明亡后全国各地分裂，一时间竟无统一政权集中力量对其进行平定。沙普之乱断断续续，持续时间比奢安之乱更久，其残余势力最终于康熙四年（1665年）被吴三桂所平。



可以说，旷日持久、糜兵费饷的奢安之乱严重动摇了朝廷的统治基础。受朝廷统治方针影响而膨胀的西南土司势力变得尾大不掉，其先后迭起的叛乱使朝廷处于对后金、农民军和土司三线作战的不利境地，耗费了朝廷大量的财力、物力和军力，直接加速了明朝的衰败和灭亡。

（芝兰学社）